李爱锐把他的跑鞋送给了我

导读：奥斯卡获奖影片《烈火战车》重新唤起人们对李爱锐的兴趣。媒体蜂拥而至，渴望见到那位接受了李爱锐跑鞋的人。在山东潍县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活动上，司提反牧师应邀致辞。他对台下的中国官员和观众说：除了那双冠军跑鞋，李爱锐交给他“饶恕的接力棒”，挑战他为日本人祷告。

《境界》独立出品【特稿】

文 | 路恩

播音 | Gary 后期 | Jack

扫码奉献，同作主工

司提反·梅特卡夫（Steve Metcalf）至今记得1945年寒冬里的一天，在潍县集中营，李爱锐(Eric Liddell)亲手递给他一双跑鞋：“你的鞋没法再穿了，这双大概能穿几个星期。”那双鞋打着补丁，用麻线缝缀，破破烂烂。这就是帮助李爱锐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赢得400米金牌的那双跑鞋。三周后，李爱锐因脑瘤去世。17岁的司提反穿着那双跑鞋抬棺前行。

2005年8月17日，在山东纪念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活动上，司提反应邀致辞。台下的官员和观众耐心地听司提反分享。他说，李爱锐给了他两样东西：那双跑鞋，还有他的“饶恕接力棒”，他教导司提反爱仇敌，为日本人祷告。

1952年，司提反乘船前往日本，船上载着三百名英国士兵。他讲完李爱锐的故事，然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将带枪去朝鲜，……我要带着李爱锐所传的真和平的信息前往日本。”

（司提反牧师）

集中营里的岁月

司提反1927年生于昆明。他出生几周后，暴徒洗劫了云南武定滔谷村，那是他父亲英国宣教士王怀仁（Eddie Metcalf）和母亲贝西（Bessie Metcalf）居住的东傈僳族人的山村。父亲27岁时放弃英国的裁缝生意，随内地会来到中国。1910年，他与宣教士郭秀峰（Arthur Nicholls）一起改编伯格理为苗族创制的文字，推出东傈僳族第一套书写文字，翻译并出版圣经。

司提反出生时，父亲刚好翻译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司提反的见证，他因此得名。父亲在滔谷建造教堂，创办圣经学院，开设诊所。他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主。“1951年父亲离开后，教堂被关闭，圣经被烧毁，教会遭受迫害，但如今东傈僳族信徒已超过七万人。”

父亲曾是苗族牧师王志明的老师。王志明拒绝参加批斗大会、反对当时席卷全国的领袖个人崇拜，1973年被判处死刑，临刑前舌头先被人用刺刀铰碎，成为20世纪著名的殉道者，在中国却鲜为人知。

司提反三岁时，姐姐路得离家两千公里去山东芝罘（烟台旧称）的宣教士子女学校上学。七岁那年，司提反也进入芝罘学校。与父母唯一的联系是读他们每周忠实的来信。

1941年，姐姐毕业去澳大利亚接受护士培训，十四岁的司提反留在学校。一年后学校被日军关闭。他感染甲型肝炎发高烧，病中向上帝呼求，被平安与喜乐充满。他开心地对探望他的朋友大喊：“我得救了！”

1943年9月，他们被转移到潍县集中营（即潍坊乐道院）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商人、店主、宣教士、妓女约两千人挤在一起。日军命令他们自行管理。司提反回忆：“上课在长条木凳上进行，书籍极度匮乏，……与世隔绝让我们时而燃起希望，时而陷入绝望。我们忍受着匮乏、隐私丧失、简陋洗浴和厕所的恶臭，与臭虫、苍蝇、蚊子、老鼠搏斗，每日为填饱肚子挣扎。”

集中营里，因与父母分离而彷徨的青少年，幸有李爱锐的陪伴、鼓励，才熬过艰难。他们都喊他“爱锐叔叔”。李爱锐1902年生于天津，父母是伦敦传道会宣教士。他放下奥运会400米金牌得主的荣誉，1925年回到华北宣教。

司提反记得自己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刚好赶上李爱锐主持查经班讲“登山宝训”，他立刻被爱锐叔叔的热情吸引了。李爱锐组织几十个青少年一起运动、学习。在一场接力赛中，司提反紧追对手，李爱锐是对方的教练，站在终点线外。最后几米司提反冲刺撞线，瘫倒在他怀里。“尽管爱锐叔叔的队伍输了，他却为我的胜利欣喜若狂。”司提反的运动能力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李爱锐。但李爱锐不只给他跑步的建议，还向他提出了最大的挑战：“你应该为日本人祷告。”

登山宝训里说“要爱你们的仇敌”，查经讨论时大家认为那只是理想，但李爱锐说：“当你恨的时候，是以自我为中心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是以神为中心。祷告会改变你的态度。你很难恨那些你为之祷告的人。”

1945年严寒中的一天，李爱锐递给司提反一双跑鞋：“你的鞋没法再穿了，这双大概能穿几个星期。”司提反永远不会忘记那双鞋：“打着补丁，用麻线缝缀，破破烂烂。我本该意识到这双鞋对爱锐叔叔意义重大，但我的双脚早已冻僵。”三周后，43岁的李爱锐因脑瘤去世。囚友们挤满教堂，司提反穿着那双鞋抬棺而行。“耳边听着诵读八福的声音，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把棺材放入墓穴。这位著名运动员的安息地竟是肮脏战俘营的角落，只有一只用鞋油写着名字的粗糙十字架。”司提反感动地说：“在墓边，我接过了李爱锐的接力棒，饶恕的接力棒。我向上帝承诺：主啊，如果能活着出去，我将前往日本做宣教士。”

1945年8月15日，公告栏通知战争结束。十七岁的司提反先回到云南与父母回合。然后经由加尔各答，于11月抵达澳大利亚阿德莱德。“母亲头发变白了，父亲已近退休年龄。我开始理解父母在漫长岁月里的人生，为东傈僳族所做的牺牲。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。……求祂带领我走十字架的道路。”

（2005年，司提反在云南滔谷的父母旧居外）

从第一位日本信徒开始

1946年10月，父母再次启程前往云南滔谷。姐姐路得计划去泰国北部的宣教工场。随着在澳大利亚站稳脚跟，司提反想去日本的心志淡了。在1947年的一场宣教聚会上，内地会领袖孙德生（Oswald Sanders）建议他需要清晰的呼召， “仅仅因为你是王怀仁的儿子还不够。否则你去了圣经学院，一切都只停留在学术层面。”

司提反心中仍渴慕回中国西南山区，他已经视那里为家。这时麦克阿瑟将军提醒，中国正关闭大门，日本将出现属灵真空。于是，日本越来越多出现在司提反的视野中。1952年11月，轮船启航，司提反被内地会差派抵达广岛，战后七年城市已重生，但啤酒馆人满为患，人们挥霍金钱，妓院数量多到令人震惊。

司提反进入轻井泽的语言学校学习日语，在赤仓旅游区用蹩脚的日语和口袋词典作见证，听众常常因他的错误哄笑，他仍然继续。几周后，他收到一封信：“你帮助了我……我曾是日军军官，永不会忘记你在赤仓讲的信息。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正在读圣经。”

一天夜里，女仆领来一位穿和服的年轻人，他递上名片，翻开圣经：“请指教这页。”他们查经祷告足有两小时。“清晨五点，年轻人挥着小册子去上班。后来我得知他叫增田，二十八岁，未婚，务农供养全家，还是神社祭典委员。我带他去教会，他坐在一位盲人信徒旁，唱诗时感动落泪。”增田告诉司提反：“我以前以为外国人奢侈、嚼口香糖、酗酒……你成了我基督徒生活的榜样。”

增田是司提反带领信主的第一个日本人。同工后来对他说，以他当时笨拙的日语水平，增田能明白并接受福音，完全是神的工作。

1953年元旦，一场复兴来到轻井泽。有人站起认罪，有人奉献现金、汽车、珠宝。司提反在祷告会上见到关系修复，多人归信。“那是我最振奋的属灵经历，心中重燃对日本的异象。”

1956年夏天，司提反在布道中结识了爱尔兰宣教士伊芙琳（Evelyn Robinson），次年他们成婚，后来陆续有了五个孩子。婚后，他们一同投入青森县麻风病疗养院的事工。疗养院住着七百名患者，与世隔绝。患者中有一位吉先生，战时药品匮乏、死亡日增的时候，独自在玉米地禁食祷告，后来又有两位姐妹加入，神行奇事，教会增长到百余信徒。司提反夫妇常去探访。有一天，一位被泼硫酸毁容的年轻女孩来做见证。她曾是选美皇后，遭嫉妒毁容，求死时听到收音机里的福音信息，成了基督徒。她还去探望了凶手，说：“你本意是作恶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。”

司提反记得儿子丹尼出生后，他们带他去疗养院。姐妹们围住伊芙琳，说很少见到婴儿。妻子把丹尼递给一位姐妹，她猛地向后一退，伊芙琳坚持把婴儿交到她手上。那位姐妹用畸形的手接过孩子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。一刻胜过千言万语。司提反说：“我们并非施予者，每年新年，疗养院的弟兄姊妹都会寄来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。有一年圣诞节我们身无分文，回来时却收到他们的邮政汇票，这是我们收到过最令人谦卑的礼物。”

1950年代末，日本电视机普及，教会的主日学从上百人缩至几人的规模，但持久的果效往往在个人生命中结出果子。泥水匠伊藤受基甸故事激励，拆毁家中所有偶像，贴了一张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海报，对父母说：日本有千万神明，却没有一位会替人洗脚。伊藤因主日无法做工，便自己创业，发展成城里最大的建筑公司，固定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司提反回忆：“伊藤要求在早春的河里受洗，我们夫妇站在浮冰间，把他浸在冰冷的河水中，我相信伊藤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。”两年后，伊藤的母亲归信，当初强烈反对的父亲后来也成了基督徒。

（1956年，司提反与圣经班的日本弟兄在一起）

神仍在让人不断惊奇

1976年，因为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司提反夫妇不得不回到英国安排上学的事。“在英国我们面临财务危机，但神从加拿大、柬埔寨、日本送来奉献，如同撒勒法寡妇的油。”他们于同年11月重返青森。三个儿子找到了学校，13岁的女儿和小儿子选择和他们一起返回日本完成学业。

1981年奥斯卡获奖影片《烈火战车》重新唤起人们对李爱锐的认识。“媒体蜂拥到我家门口采访，渴望见到那位接受了李爱锐跑鞋的人。”1985年司提反夫妇进入最后一个服侍任期，在东京以东的渔村浦安从零起步。1990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他们为十二个人施洗。司提反说：“在日本，受洗的数字微不足道，但天上为一个悔改的罪人喜乐，这已足够。”

1991年，司提反结识了西惠子（Keiko Nishi）。她出生于入鹿村（Iruka），二战期间三百名英国战俘被关押在当地的战俘营。战后村民为战俘立了坟墓和十字架。那时已成为基督徒的西惠子决心在两群人之间建立连接。在远东战俘协会年会上，她面对一千多名二战老兵，举起村民立的纪念碑照片。台下传来阵阵辱骂，老兵们说不会饶恕日本。但从这里开始，联系建立了。

次年19位老兵与村民共同参加教会的追思礼拜，仇恨渐渐被拔除。2003年，司提反加入了西惠子的和解之旅，同行者有英国人萨姆爵士（Sam Falle），当年他乘坐的皇家海军驱逐舰被日军击沉，他被日本军舰出于人道主义救起。司提反说：“我们在东京机场见到了萨姆的救命恩人、前炮术军官田上周三（Shunzo Tagami），田上周三告诉我他是一名基督徒，是战争爆发前与宣教士学英语的日本军官带领他归信的。”